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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窥当下中国经济状况的真实一面，转型突围的机遇与挑战何在?

2019-04-29 09:23:28来源：时代财经

2018年下半年开始，许多知名企业接连传出各类未经证实的“裁员”消息，朋友圈也频频被“寒冬”一词刷屏。市场环境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转型突围的机遇与挑战何在?未来的商业形态会是怎样?人们焦急地关注并思考着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答案。

时代财经深度调研走访了数家不同类型的企业，希望通过对企业以及相关人士的真实经历和观察思考的细致呈现，在这组“经济状况样本调查”系列报道中，管窥当下中国经济状况的真实一面，谨供读者参考。

“我其实一直在盼着什么时候能被厂里辞退!”作为一个已经在东莞生活和工作8年的“老人”，34岁的周桐对这里已经没有太多的留恋。“我在厂里干了快10年，按照现在的裁员补偿标准，我应该能拿到超过现在月薪十倍的赔偿。”

周桐想要被公司裁掉的说法并非玩笑话，按他的说法，现在厂里效益“很不好”，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四千多元(人民币，下同)。如果被辞退，在短时间内拿到一笔赔偿金，他还能以此作为另谋出路的资本。

迷茫的打工者

2009年初，在甘肃老家务农的周桐刚刚结婚，受到大哥的呼唤，他告别了父母，带着新婚的妻子踏上前往广东东莞的火车。“当时东莞工厂多，人员需求大，工资也不算低，再加上我大哥在这里干活，相互能有个照应，我们没考虑太多就过去了。”

周桐所在的工厂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，创立于2006年，主营业务是皮具加工，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市场。在业务比较红火的那几年，这家工厂从一个年收入几十万的小厂迅速成长为年收超4000万、拥有100多名员工的大厂，在当地颇有名气。

进厂至今，周桐的工作没有太大改变，主要负责几个普工的工作监督以及仓库的管理。“每天的工作量不算大，一个人处理起来也算游刃有余”，周桐说道。

工厂车间全貌来源：时代财经

但近两年来，他感到了些许寒意。

在工厂工作以来，周桐每到年终或多或少都会拿到一笔年终奖，多则一万，少则两三千。但从2018年开始，厂里已经不给任何人发年终奖了，连续实行了3年多的餐费补贴制度也被老板停了。

周桐认为，这和工厂的经营困境有着直接关系。

从2017年开始，他明显感觉到工厂的订单量在减少，工友人数从最多的100多人减到了现在的40多人。自己手中的活也越来越少，基本薪资也再没有任何增长。

工厂的经营每况愈下，自己年龄也在增长，这让周桐开始审视自己手头的这份工作。

他本想寻找其他工作，但是以他的资历和技术，找来找去，也只能拿到四五千的工资，和现在的收入相差无几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要承担和其他年轻工人一样的工作强度。

“两个小孩都给老家的父母照看着，一直以来我们也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，花起钱来就有些大手大脚。这几年除了帮家里翻新了老房子之外，我们俩手头并没有多少积蓄。但现在年纪大了，我们也得考虑其他出路了。”周桐猛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，笑了笑：“如果我们夫妻俩都被工厂裁掉，拿到的赔偿款说不定够我们回老家做个小生意，不过厂里不会主动辞退工人的，要走也是自己走。”

有趣的是，一方面是周桐这样盼着被裁掉的“老人”，但一方面，珠三角不少企业也面临着难以招到“新人”的难题。

不爱进工厂的年轻人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表明，广东的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长期维持在1.1左右，岗位供给较为充裕。但对于周桐所在的中小制造企业来说，“用工荒”还在持续。

距离周桐所在工厂不远的一个农贸市场内，每天都聚集着不少附近工厂的招工者。但因为前来应聘或者询问招工信息的人太少，这些招工者只能百无聊奈地坐在招工牌背后，有人低头看手机，有人则相互闲聊。

农贸市场里的招工牌随处可见来源：时代财经

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减少，是本地工厂招工难度变大的一大原因。

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，周桐恰好要前往东莞常平镇派出所办理与暂住证有关的证明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时代财经也了解到了当地外来人口变化的情况。

“之前这里排队的人密密麻麻的，等叫号的时间至少都要半个小时，你看现在基本上不用排队了。”还不到10分钟，周桐就顺利拿到了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文件。派出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肯定了周桐的说法，他告诉时代财经，近两年来，来派出所办理业务的外地人口确有减少的趋势。

除此之外，互联网催生的用工市场，也在跟传统制造业抢人。

“今天没有几个人询问招工的事，我又在这里白呆了一天。”周桐所在工厂的招工负责人李辉有些无奈，李辉认为工厂对员工的要求并不高，“男女皆可，只要能够承担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手工活就行。”但一个星期下来，李辉的摊位几乎无人问津。他打趣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，没人愿意来我们这里。”

的确，最近几年中，外卖骑手、快递小哥已经成为大量年轻人寻找工作的新选择。

光大证券在最新研报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：

“2017届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9.2%，较2013届下降了6.6个百分点。90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重为30%，较80后上升了17个百分点。”
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生活型服务业正在大幅度吸收劳动力。共享汽车、快递和外卖等创造了近25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。

“外卖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在26岁到30岁，35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七成。2015年美团外卖骑手人数仅为1.5万人，但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，日均活跃骑手人数已接近60万人，而饿了么旗下蜂鸟骑手的注册人数早已突破300万人。”

22岁的罗云飞刚从一家工厂辞职，因为受够了工厂“不自由”的状态，他打算做一名外卖骑手。

在厂里工作时，罗云飞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8点打卡上班，工作到12点，休息1个小时后，再工作到下午6点。一天当中，除了早晚上下班打卡之外，他还需要分别在中午11点和下午2点各打卡一次。除此之外，罗云飞抱怨工厂经常要加班到晚上8点，周六也是正常工作日，“有时候老板甚至会来厂里监工。”

周桐所在工厂门口的各类招工启事来源：时代财经

与在工厂呆板的工作时间相比，“自由”是外卖骑手、代驾这类新职业的一大特征。这些职业对于从业人员来说都没有太多约束。“不用去车间上班，出了家门就等于开始工作”，罗云飞说。

除了“自由”，送外卖的收入水平，对罗云飞也构成了诱惑。

罗云飞告诉时代财经，只要够勤快，送外卖的月均收入能够超过5000元，而在他此前所在的工厂，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。

广东省企业家协会分析认为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于老一代，选择职业的范围更加广阔。普工工作时间长、压力大、收入水平较低，所以新生代农民工一般“不愿意做普工”。

外卖平台人力成本的优势也高于传统的制造业工厂。附近工厂的一位招工者给时代财经算了一笔账，一个普通工人到手工资是4000元，但是工厂实际上至少要接近承担5000元，这其中包含600多元的保险、免费食宿、以及工作当中的培训费用。相比传统工厂，外卖平台的人工成本就低得多，外卖小哥们所获得的高工资，主要来自于他们送达外卖的单数，由消费者来承担，并不会给外卖平台带来直接的成本压力。

不过，罗云飞还无法完全说服自己成为一名外卖骑手。因为在身边的长辈们看来，在工厂做工收入虽低，但会有拥有一技之长，工人才是一项更有前途的职业。

但周桐和罗云飞这样的工人或许并不是最烦忧的，年轻的他们至少还有选择。真正烦恼的，是类似周桐这样的青春不再又没积累到多少职业技能的工人，以及在经营压力、成本压力陡增叠加“用人荒”背景下的这些工人的老板们。

艰难转型

周桐所在工厂管理层之一的项雷，最近就有不少的忧虑缠绕在心头。

今年是项雷在工厂的第12个年头。2007年，包括老板在内，整个工厂仅有十几号员工。当年9月，还在外闯荡的项雷在自己的发小，也就是工厂大老板的游说下，“稀里糊涂”地成了工厂的股东之一。

从那时起，新客户和渠道的开拓就都由项雷来负责。但当时的他缺乏经验，工厂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户和渠道基础，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好在竞争对手们都在同一个起跑线出发，市场和渠道也还没有被做开，怀着“面包总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”心态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工厂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。

不过，现在他面临的问题要比当年工厂起步时严峻得多。

“当时皮具代工这一行市场需求大，分订单的人也少，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说是躺着就把生意做了。但这几年变化很大，一个单子几家工厂蜂拥而上一起抢。之前几个厂里的销售和工人，也都出来自己干，靠着积累下来的人脉与技术和老东家们抢蛋糕。”

除此之外，整个工厂所生产的皮包都是代工品，没有自己的品牌，只能靠薄利多销，每个皮包获利点就在10多元的代工费。项雷说，现在东莞同类型的皮具代工企业做得好的可能有6%左右的毛利，一般的企业可以平衡，做得不好的肯定亏钱。

工厂正门来源：时代财经

面对愈来愈高的生产成本，珠三角区域部分工厂在近些年正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。

“现在工人成本太贵!我们这一行工资不算高，但加上社保和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，用工成本还是要占工厂支出的50%以上。”在项雷看来，自家工厂能够生存下来的优势就在于一直以来颇为低廉的人工成本，但随着工人待遇的提高，工厂的生产成本逐渐高企，产品的利润也越来越低。

项雷没有明说目前工厂的经营数据，但他透露，工厂从去年开始已经处在亏损的状态。“2009年左右，机器开机一分钟的产值最少5毛钱，现在不到1毛钱，如果遇到无订单可接的情况，开机就等于亏钱。“热闹不中看，辛苦不赚钱”，项雷这样形容目前自己工厂所处的境地。

工厂糟糕的经营状况，也可以从他们的消费情况中窥出一些端倪。

“厂里效益好的时候，老板也大方，隔三差五就带着我们去酒店吃饭、KTV唱歌。”项雷透露，在过去两三年里，工厂大老板和几个股东一有空就去隔壁的KTV消费，每个月的花费超过10万元，这还不包括他们平时在这里招待客户的费用。

但现在，老板和各位股东们明显“囊中羞涩”，以前每顿饭都要“下馆子”的他们，开始和员工们一同吃起了食堂。

现在，工厂有一部分业务的订单还在增加，需要购买新设备扩充产能，而项雷他们已经拿不出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了。“很多我们2006年买的机器到现在还在用，设备已经落后于别人，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多”。

项雷和股东们一直在争取贷款，尝试抵押了各种能够想到的资产，但他们发现，从银行贷款的难度很大，能够拿到的钱也越来越少。“像我们这样的工厂，绝大多数厂房都是租的，没有自己的厂房作为抵押，基本上很难获得比较大额的贷款。”

得益于几年前攒下的老本，工厂现在的基本运转倒还能维持。但是，随着经济大环境的下行，项雷心里的底气正在一点一点减少。

今后的经济走势会怎样?出口外销是不是能有所恢复?工厂下一步应该怎么做?焦虑的情绪挥之不去，项雷开始不停地和老板以及其他股东商量，寻求新出路。

有股东提出应该效仿其他工厂，搬到东南亚，理由是那里的人工更便宜。“在东莞请1个工人的费用，我们可以在缅甸请5个!而且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关税政策很友好，出口也方便。”

但随即有人表示了质疑，“这些国家人工成本虽低，但基础设施差、物流成本高，宗教和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增加管理成本。”

还有人认为，太依赖于外销是影响工厂经营的关键因素，提议做自有品牌，增加内销售渠道。

其实，没能拥有自身的品牌，一直是悬在项雷心中的一块石头。在他看来，做代工不会长久，拥有自己的品牌、拓展新渠道才能避免被淘汰。

实际上，去年在项雷的提议下，极为股东已花费上百万元购买了一个名为uufamily的皮包品牌，让自家多年以来一直无名无姓的“孩子”有了名分。他们甚至还在天猫开设了同名的店铺，努力朝着正规化和品牌化的方向运营。

这一年来，项雷对天猫店的经营寄予厚望，时常关注着天猫店铺的订单量和粉丝数。但这个店铺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，店铺最受欢迎的一款包，月销量也只有30笔左右，整个天猫店赚到的钱只是工厂全年营收的一个零头。

项雷觉得，缺少运营经验、没有足够的资金在平台获取用户流量是其中的主要原因，“淘宝引流要花钱，而且效果并不好，没有太多回头客。”

尽管如此，项雷还是把它当作工厂转型的一大尝试，电商之路他还想继续走下去。“情况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，有路走总比无路可走要好。”

最新的消息是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政策，2019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，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，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，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。

项雷认为这是政府对身处艰难时期的企业提供的实质帮助，这意味着，企业的负担将会有所减少，当前的窘境或将有所缓解。

管窥当下中国经济状况的真实一面，转型突围的机遇与挑战何在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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